郭天保
彭東明的長篇小說《千畝沱》以湘北小村莊千畝沱為敘事坐標，聚焦一位普通母親的一生及其家族的世代沉浮，以質樸的筆觸串聯起個人命運、家族興衰與時代變遷。全書的人物皆有生活原型，故事真實地發生在汨羅江畔的鄉村。作者沒有刻意的文學雕琢，仿佛只為留存一份珍貴的社會檔案，這種寫作姿態讓文本兼具紀實的溫度與文學的深度。通讀下來，我最真切的感受便是大巧若拙，擲地有聲，是一部扎根大地、共情萬千的文學佳作。
《千畝沱》的文學匠心，藏于渾然天成的敘事架構與溫情厚重的情感鋪陳之中。作品延續了長篇小說《坪上村傳》的鄉村敘事，與為村莊立傳所不同的是，《千畝沱》要為一位偉大的母親和她為之努力的家族立傳。
整部小說敘事節奏沉穩舒緩，以主人公母親的人生軌跡為主線，串聯起其兩任丈夫、十二位子女等一眾至親人物的命運軌跡，以一樁樁煙火日常、一件件鄉村往事，鋪展開千畝沱村落數十年的歲月變遷與世事沉浮。作品沒有宏大的歷史敘事，卻在個體的得失、悲歡中，從日常的柴米油鹽、生老病死、聚散離合中，照見大時代洪流下的思想轉變、社會轉型與精神堅守。故事始于煙火尋常，終于歲月安然，以母親十三歲來到千畝沱，孩子們漸次出生、成長、遠行和別離，落幕收尾，一位平凡母親的一生畫上了意蘊悠長的句號。這種由微及宏、由人及世的敘事設計，看似平淡克制，實則暗藏巧思，讓個體生命史、家族變遷史與鄉村發展史深度交融，構成了有溫度、有厚度、有深度的鄉土敘事體系。
質樸拙誠、返璞歸真的語言風格，是《千畝沱》最動人的文學特質。當下，一部分作家熱衷堆砌修辭、炫技造勢，試圖以此掩蓋生活經驗匱乏的缺陷，彭東明的堅守變得彌足珍貴。他秉持貼著大地行走的寫作姿態，摒棄華麗辭藻與刻意的敘事技巧，以最本真、最通俗易懂的文字記錄鄉村人事，平淡文字里藏著直擊人心的力量。
小說采用“小年”第三人稱敘事視角。小年是小說里的人物，參與著故事情節的推進，對小說中其他人物有強烈的主觀評判。他用方言口述所知道的過往，忠實于鄉村生活的本來面貌，不美化苦難、不刻意拔高人物，只是如實記錄母親日復一日的辛勞、隱忍和堅韌。正是這份不加雕飾的拙誠，讓讀者沉浸式地窺見鄉土中國的真實情狀，生出強烈的情感共鳴。
勞者歌其事，大地見精神，《千畝沱》最深刻的價值，在于以小人物個體映照大時代。書中的母親，是千畝沱的母親，是汨羅江畔的母親，更是鄉土中國千千萬萬勞動母親的典型縮影。她一生歷經磨難、飽經坎坷，卻始終心存善意、心懷感恩、秉持勤勞堅韌的品格，于困頓中堅守、于風雨中挺立，用一生的堅守撫育兒女、維系家庭、扎根鄉土。這不僅是一位鄉村女性的個人特質，更是勞動人民最珍貴的精神底色，是融入中華民族血脈的精神基因。
小說以家族四代人的出生、成長軌跡與幾個關鍵時候的人生選擇，構建起個人命運、家族傳承、鄉村變遷與時代發展同頻共振的敘事格局。特別是書中寫到眾多子孫后代在求學、就業、創業、婚戀等方面經歷的人生起伏、事業進退和生活變遷，與汨羅江畔廣闊遼遠的大地形成了共生共長，并由此折射出新時代山鄉巨變的壯闊圖景。這種以小見大的書寫，讓鄉村故事擁有了更為厚重的時代價值，也讓普通勞動者的家國情懷、鄉土眷戀有了具象的文學表達。
從文學溯源來看，《千畝沱》是新時代語境下，“文學尋根”精神的延續與新生，是大文學觀視域下地方性寫作的一部代表性作品。四十余年前，韓少功以《文學的“根”》發問“絢麗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”，鮮明提出文學之根深植于民族文化土壤，鄉土是民族歷史的博物館，作家的使命便是扎根鄉土、重鑄民族文學的精神自我。“文學尋根”精神滋養了一代代汨羅作家、湖南作家，造就了“文壇岳家軍”氣象，這是值得關注和研究的文學現象。
時至今日，中國鄉村的社會結構、生活方式、鄉村風貌已然發生翻天覆地的變革，要寫好鄉村題材，就必須堅持深入生活，扎根人民。彭東明為了寫好《千畝沱》這部作品，沿著汨羅江行走，多次往返于他的坪上村和“千畝沱”村，以泥腿子式的創作姿態，俯身采訪，搜集資料。他筆下的鄉村人事、村莊記憶基于他扎扎實實地采訪，無論是寫人物的吃食起居，還是寫當地的行業產業，都有極強的“在地性”和“在場感”。作者在文字里打撈、編織，拾掇起行將消失的鄉村記憶，自然不同于懸浮于都市喧囂、脫離大地的書寫，彰顯了地方性寫作的勃勃生機。
《千畝沱》以質樸的筆觸、真摯的情感、深刻的洞察，完成了對鄉村母親的深情禮贊，對鄉土文明的溫柔回望，對時代變遷的忠實記錄?？梢哉f，它既是一部詳實細膩的湘北鄉村家族史、社會史，也是一部鮮活生動的鄉村風情史、精神史。
于平淡中見深情，于質樸中見力量，這正是《千畝沱》最動人、最珍貴的文學價值，也為文學講好中國的鄉村故事提供了新的經驗。
責編：歐小雷
一審：歐小雷
二審：印奕帆
三審：譚登
來源：華聲在線
